台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编者按】郑荐平主任批示：此文对经济工作分析提出三个转变，是严谨学者与世界流行的科学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吸取、运用。请委内相关领导与处室传阅，举一反三，结合本职工作，争取发改工作更上一层楼。郑荐平5.6。

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严重波及到我国，尤其是外向度较高和民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台州经济更是受到严重冲击。对此，我们应该用什么办法来应对，从而把金融危机可能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呢？事实上，中央关于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决定，就是把各项工作引导到科学轨道上来，实现经济社会更长时间、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这就是抵御金融危机的良策。在这样新形势下，我们更要从更科学的视角对经济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不仅在分析经济方法上有所创新，在运用经济理论上与时俱进，而且在提出治本之策上也要有新突破。思维方式的转变是工作方式转变的前提，本文主要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进行探讨，提高思考和分析经济问题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一、从更科学的视角对经济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就是不能停留在传统的定性分析和一般的统计分析上，要善于用经济数学模型进行分析。

在现代经济科学日益普及的今天，当前我们机关单位中经济工作者分析经济问题基本上还停留在定性分析和一般的统计分析上。而目前尚未毕业的大学生都开始用更高层次的方法思考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如2008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颁奖典礼在重庆大学举行，全国有31个省/市/自治区(包括香港)1023所院校、12846个队（其中甲组10384队、乙组2462队）、3万8千多名来自各个专业的大学生参加竞赛。其中获一等奖的几组同学都通过数学模型得出“中国高校学费偏高”的结论，从其中5个一等奖论文来看，大学生们通过精细的数学模型测算，都认为中国高校学费偏高，如来自华南农大的张迪英等3名同学更计算得出“应适度下调12.84%”。同学们根据数学模型，都建议适当调整高校收费，建立更完善的奖学金和助学金制度，使高校在能正常发展的前提下，让学校、家庭和社会都获最大程度的满意，促进社会和谐。实际上，大学生运用数学模型分析问题由来已久，从1989年起，我国大学生参加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人数越来越多，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华东理工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东华大学等相继在国际上获得最高奖。

从国际研究动向看，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研究经济理论和方法趋势的风向标，1969年，丁伯根和弗里希共同获得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丁伯根是计量经济学模式建造者之父，弗里希是计量经济学的奠基人，自此以后，诺贝尔经济学奖与数学模型研究方法创新结下了不解之缘，据不完全统计，得经济学奖的学者中有90％以上都是数量经济学家，这体现诺贝尔经济学奖对经济研究方法的高度重视，即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励的，不仅是具体的经济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奖励经济研究方法。虽然一般经济工作者远远达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大师的研究水平，但国际上经济学研究动向和趋势值得我们去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大师应用经济分析方法和思维方式也值得我们去认真学习。

从国内实际情况看，教育部早在1998年就已把计量经济学（计量经济模型是经济数学模型的主要组成部分）纳入了经济学类所有专业必修的核心课程，当前全国各高校不仅经济学类各专业普遍开设了计量经济学，而且一些管理类专业也十分重视这门课程的学习，当前，计量经济学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管理类各专业最受关注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研究》等国内的一些经济学期刊中所发表的论文也大量运用了各种计量经济模型，不仅如此，像《金融论坛》等论坛类杂志都采用大量的计量经济模型进行探讨和分析金融问题。

从现实情况看，用经济数学模型分析经济问题远比定性分析和一般的统计分析更深刻、更严谨和更有效。

“更深刻”主要表现在，经济数学模型可以起到“经济政策实验室”的作用，尤其是计量经济学模型，揭示了经济系统中变量之间的相互联系，将经济目标作为被解释变量，经济政策作为解释变量，可以很方便的评价各种不同的政策对目标的影响，如金融危机的冲击到底对台州经济增长产生多大的影响？产业升级转型政策的调整会对区域经济发展能产生多大的影响？某项“救市”政策措施的出台能否起到救市的效果，影响程度为多少？而对于这些深层次问题，如果用一般的定性分析和统计分析不仅无法作出分析，即使分析得出也是笼统加估计的，是不周密的，甚至还会误导决策。

“更严谨”体现在，建立经济数学模型一般都要经过严格检验，建立经济数学模型的过程是一个非常慎重和周密运算的过程，如计量经济模型中的回归方程就是要经过严格的统计检验和回归模型的多重共线性、异方差、自相关计量检验以及模型修正等，用表现已经发生的经济活动的样本数据去拟合，如果拟合很好，则回归方程得到了检验，如果拟合不好，重新修正方程，甚至推倒重来。而一般的定性分析和统计分析都没有这样过程，因而是不严谨的和不慎重的，所以得出结论就可能不可靠。

“更有效”主要体现在，经济数学模型在经济社会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性，其应用可以有效减少经济决策失误，当前我国（包括台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面临许多重大的经济理论问题和政策选择问题，都面临着如何决策的问题，而决策失误是最大浪费，如何才能减少理论错误和政策失误？自然科学是可以在实验室进行试验，可以采取先试验，后推行的操作模式，这样可以减少很多“浪费”。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经济学中的许多经济理论和经济决策是无法通过实践试验的，即使局部试验成功，但其进行推广也很难，如很多国家照搬美国“硅谷”模式发展高科技产业，但基本上不尽如人意，包括我国的“中关村”。目前，利用数学模型对经济科学决策进行模拟和反馈等是一种有效办法，如对已经发生的经济活动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其中的规律，再进行论证求解，并用以检验假说，这是目前分析经济问题和现象最可行的方法。而一般的定性分析和统计分析只是对经济情况进行简单的分析和一般的统计描述，这样得出的结论就可能不可靠，因而就容易导致决策失误，而大量浪费资源和精力。

经济数学模型如计量经济模型结构式揭示了变量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从模型出发进一步揭示变量相对变化量之间的关系是十分方便的，如在分析产业转型升级、经济指标预测、政策评价和投资效益等方面都有广泛和深入应用。其应用步骤就是，首先根据经济理论分析所研究的经济现象，找出经济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及相互间的联系。把问题作为因变量（或被解释变量），影响问题的主要因素作为自变量（或解释变量），非主要因素归入随机误差项，通过一定步骤，就可以建立“回归方程”。比如要研究分析GDP增长对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影响程度。那么就可以采取以下步骤：一是数据的采集、处理和变量的设置。通过《统计年鉴》和自己抽样调查等途径获得数据，并进行处理；考虑到重大政策变化和重大事件影响（如金融危机影响）等对GDP和收入都会产生影响，一般情况下要设置虚拟变量。

二是回归方程求解和验证。通过散点图等观察变量之间的关系，发现GDP增长对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是线性关系还是非线性关系，再进行回归方程系数和随机扰动项的求解以及严格的统计、计量检验。这样就可以得出相应的回归方程模型（略）。

三是回归方程的修正。因为在上述建模过程中，没有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对居民收入的影响，所以在回归方程还应当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可以对回归方程进行必要的修正等。

总之，在新的形势下，我们要积极转变思维方式，采取更严谨的数学模型分析方法，根据现实经济问题实际，尽量省去繁杂的数学推导，对实际经济问题进行建模、预测、模拟与分析，采取多种新型参数检验和参数修正的方法，从而提高数学模型的合理性和预测的有效性，从更高的层次上思考和分析当前经济问题，为各级领导科学决策提供有力依据。

二、从更科学的视角对经济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就是不能停留在传统的供求关系分析上，要善于用经济博弈模型进行分析。

自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以来，经济学研究上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突破性进展，特别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前沿理论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总的看，经济学研究方法上发生了三次革命性突破，即“边际分析革命”、“凯恩斯革命”与“博弈论革命”。“边际分析革命”、“凯恩斯革命”分别产生两种经济分析方法，即微观和宏观分析方法，前者主要分析单个或者多个经济主体的供求关系，后者主要分析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传导供求关系的信号主要是价格均衡与否。而博弈论则从另外一个视角，把现实世界中不同参与人之间各种复杂的行为关系进行抽象，概括为不同参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与一致，进而通过构建经济行为模型，来研究不同参与人的策略选择问题。与传统供求关系分析相比，它代表着一种新概念、新方法论、新分析方法和一种全新的思想，使经济问题分析更加准确和简明。进入90年代以来，博弈论已和现代经济学融为一体，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我国各主要经济学和经济理论杂志中所刊登的有关博弈方面的文章随处可见。经济学家们已把博弈论当做最为合适的分析工具，在现代经济学日益普及的今天，人们谈论经济学时，自然会谈到和涉及到博弈论。

博弈论的应用领域十分广泛，在经济学、政治科学（国内的以及国际的）、军事战略问题、进化生物学以及当代的计算机科学等领域都已成为重要的研究和分析工具。此外，它还与会计学、统计学、数学基础、社会心理学以及诸如认识论与伦理学等哲学分支有重要联系。几乎所有的经济社会的互动决策问题都可纳入博弈论的分析框架。博弈论的应用领域还可以在党建领域得到充分运用，如在基层组织建设中，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关系十分重要，两者博弈类型有两种，一个是合作博弈，这是各级党委所期待的；另一个是不合作博弈，即村“两委”不和谐，这当中问题需要认真分析，按照博弈论分析就显得很简单，村“两委”不合作博弈主要有三种形式，即囚徒困境博弈、智猪博弈和斗鸡博弈模型，而这三种博弈模型分别有纳什均衡解，也就是有相应的稳定性策略。不仅如此，博弈论在作风建设、反腐败斗争和安全事件监管等方面的应用也比较深入，如工程项目建设是安全事故和腐败现象多发领域，也是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最为关注议题之一。下面就以工程项目建设监督博弈为例来说明博弈论的应用：

首先进行基本假设：1、工程项目建设监督博弈主体有两个，即监管部门（如纪委监察部门、发改部门和审计部门等）和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工程指挥部、项目施工单位和承包单位等），前者对后者具有监管职能，双方都了解博弈的结构和自己的收益或支付，监督部门的纯战略为检查（监督）或不检查（不监督），工程项目建设单位有选择违规操作的动机或内在要求，其纯战略是选择违规操作或不选择违规操作。

2、工程项目建设单位选择违规操作所得收益为a（a>0），如偷工减料、虚报工程款、行贿受贿、隐瞒工程安全隐患等。工程项目建设单位选择不违规操作时所得收益为-a。工程项目建设单位选择违规操作，被查出后将被处罚b（b>0）。监管部门的监督成本为c（c>0），是指监管部门计划并实施了监督所发生的一切费用，而且一旦发现问题还要继续追查等。监管部门如果不监督则节约成本c。

3、如果工程项目建设单位选择违规操作，而监管部门不对其进行监督，如果有人举报或案发牵连，这时监管部门将被追究责任，假设被处罚d（d>0）；如果无人举报，工程项目建设单位选择违规操作不被发现，则监管部门收益为0。如果工程项目建设单位选择违规操作时，监管部门虽然进行了监督，但由于技术水平、职业道德、执业环境等原因，没有发现问题，则工程项目建设单位有收益，监管部门发生监督成本。

4、现实情况是，工程项目建设单位选择违规操作与否、监管部门进行监督与否、监管部门监督时能否发现问题、是否有人举报等都是不确定的。这样，我们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假设：工程项目建设单位选择违规操作的概率为p，不选择违规操作的概率为1－p；监管部门进行监督的概率为q，监管部门不进行监督的概率为1－q；监管部门监督时发现问题的概率为e，没能发现问题的概率为1－e；监管部门不监督时有人举报的概率为g，没有人举报的概率为1－g。

不完全信息监督类博弈模型		监管部门
		检查q		不检查1－q
		发现违规操作e	没发现违规操作1－e	有举报或案发g	无举报1－g
工程项目建设单位	选择违规操作p	(-b，b-c)	(a，-c)	(a，-d)	(a，0)
工程项目建设单位	不选择违规操作1－p	(-a，-c)	(-a，-c)	(-a，c)	(-a，c)

括号数字分别为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和监管部门的收益，假设该博弈是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再次根据两者预期收益方程，可得该监督博弈的混合策略贝叶斯均衡解为：p*＝2c/（eb+gd+c）和q*=2a/[e(b+a)]。即在既定的制度安排下，为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工程项目建设单位以p*的概率选择违规操作，而监管部门以q*的概率选择监督。

最后，从上述分析和该博弈的混合策略贝叶斯均衡解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很简明地得出如下基本结论。

要降低工程项目建设单位选择违规的概率p，需要采取以下措施：分别提高e、b、g、d值和降低c值，即加大对工程项目建设单位选择违规的惩罚b，增大监管部门监督质量和水平e；提高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内部人员和社会公众举报的概率g；加重对监管部门的惩罚d（即建立健全监管者的监管制度）。降低监管部门的监督成本c（或不监督时的节约成本）。

同样道理，对监管部门而言，必须通过加大对工程项目建设单位选择违规的惩罚力度b，降低工程项目建设单位选择违规时所得到的收益a，提高检查监督质量和水平e等措施，使监管部门监督的概率q降低，从而使监管防范机制得以建立。

总之，我们要从更科学的视角对经济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就是不能停留在传统的供求关系分析上，平时要努力学习，掌握经济前沿理论，善于用经济博弈模型分析经济问题。

三、从更科学的视角对经济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就是不能停留在传统的要素分析上，要善于从制度（包括文化）因素上进行分析。

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实质是要素的投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要素投入靠资本、劳动力和资源等的投入，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依赖科学技术进步和提高。按照这样的思路，一般人把西方世界的兴起和发展归结于技术的革新和提高，把美国高科技产业发展（如硅谷的崛起）归结于科技创新与进步。现代经济学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作为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的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斯·托马斯通过翔实的历史资料进行研究分析后认为，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即有效的制度）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见其名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从世界各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经验看，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和发展创业基金是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必然选择，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和人才作为“第一资源”也必须要在制度创新（类似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和发展创业基金等有效制度安排）的前提下才能发挥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体制僵化和闭关自守，使我国经济长期落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对内对外制度均得到了有效创新和实施，而制度的变化明显导致经济行为及生产力的变化，实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我国过去30多年的历史、亚洲四小龙的经验以及150多年前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经验都证明制度变迁在经济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为此，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在其重要著作《制度重于技术》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快慢，不是决定于政府给了多少钱，调了多少人，研制出多少技术，而是决定于是否有一套有利于创新活动开展和人的潜能充分发挥的制度安排、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安排、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都是制度范畴，制度安排属于正式制度，而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属于非正式制度）。为什么制度在经济发展中具有极端重要性？主要是因为科技、人才、资金等发展要素不仅是流动的，而且在不同制度安排下其发生的效率是不一样的。好的制度安排，可以使市场活动的交易变得有效率，实现科技、人才、资金等要素优化合理配置；而坏的制度安排则会使市场交易活动变得没有任何效率，甚至会得到负的效果。

一方面要分析社会思潮、文化氛围等与制度中“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现象往往被用来解释一些国家何以处于长期落后状况，其低劣的制度何以能长期保留，更有效的制度何以长期不能形成的原因）之间的对比关系，观察和分析制度创新的条件和时机是否成熟。

另一方面要分析制度变迁过程中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力量对比，观察和分析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可以用博弈模型来分析），制度之所以难以创新一般由于过高的变轨成本（即从一条路径转变到另一条路径的成本，它包括设计成本、学习成本以及原有制度路径上既得利益集团的损失等）。

与传统的学派相比，新制度经济学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强调制度因素的分析，把制度视为经济的内生变量，把对制度因素的分析纳入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分析轨道。

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国家效用最大化指导下，国家可以强制推行一种新的制度安排直至这种制度给国家带来的预期边际收益等于预期边际费用时为止。台州作为改革开放较早的沿海地区之一，更能深刻地认识到制度创新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面对发展中涉及的矛盾和问题，也更能强烈地感受到建立和完善制度创新工作机制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推进台州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务必要做到制度创新先行，把体制机制创新作为推动台州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各级党委政府应充分认识到改革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跳出就科技抓科技，就产业升级抓产业升级的思维定势，从体制机制创新上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加快建立重大改革统筹协调机制，由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挂帅，落实精干人员，持续加大经费投入，建立重大改革事项协调论证制度和重大改革项目预评估制度等，着力破解制约科学发展的制度性瓶颈，创造切合科学发展要求、符合台州发展实际的体制机制。

综上所述，要从更科学的视角对经济问题进行深入思考，需要有一定现代经济学功底。为此，我们必须认真学好经济学这门课，扎扎实实地打好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平时在探讨和思考经济问题时，要更多地用现代经济学的角度去思考现实问题，用新的经济学方法去安排和指导今后的工作和学习。同时，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用辩证的观点指导工作，用全面、发展、联系的思想去对待每一事物，防止片面的思维方式。